丧葬习俗:中国古代的出殡

在中国古代的丧葬习俗中,大硷以后,要将灵枢停放一段时间后再进行安葬,这一过程被称之为“殡”。“周人殡于西阶之上,则犹宾之也。殡取义于宾,意思是宾客。装载死者的灵枢将离家远行,就犹如宾客。停枢的地点一般在正堂的西阶.设孝堂日夜守灵,在三日内殡葬,有的隔旬安葬。有的则殡于宗庙,后世还常常把待葬的棺枢暂寄在佛教寺院中。

一、出殡前

从殡到葬是有一段时隔的,丧家在此期间准备墓穴、筹备葬礼等。间隔时间的长短因人而异,贵贱有别。周代规定:天子七月而葬,诸侯五月,大夫三月,士和庶民一月。汉制则不同于周礼,葬期大为缩短,如文帝自死至葬仅七月,武帝十八日,明帝十一日,章帝十二日。民间更是长短不一,没有常例,由丧家酌情自定。后世官宦索富之家为择“风水,,好地,有将灵枢停殡数年的。通常情况下,葬期不宜拖延太久,应使亡故的亲人尽早人土为安。由于战乱、灾荒、死于远方他乡、家境贫寒等特殊原因,数年乃至数十年不葬者也是屡见不鲜。元代姿源一带崇尚厚葬,“丧亲,贫则不举,有停其枢累数世不葬者”在封建社会,久殡不葬历来被视为是非礼之举,为社会舆论所不容,仕宦者要受到弹幼惩处。唐开元年间,朔方令郑延柞母卒,殡僧舍不葬达二十九年,监察御史颜真卿“劫奏之”,使郑氏兄弟“三十年不齿,天下耸动,竹。宋代明文规定:未葬其亲者,婿绅不得为官,士人禁止赴举。许多官僚因拖延父母的葬期被贬职或丢掉了乌纱帽。

丧葬习俗:中国古代的出殡

将灵枢从殡所运往墓地下葬称为“出殡”,亦称“发引”。在出殡送葬的过程中,历代以来有许多习俗,五花八门。明、清京师旧俗,出殡前,丧家要请阴阳先生将死者的生卒年月日、享年几何、殡葬日期写在一张白纸上,灵枢出城时交关验证,类似于活人使用的通行证.俗称“开殃榜”或“写殃书”。“京师人家有丧,无论男女,必请阴阳先生至,令书殃榜,盖为将来尸枢出城时之证也。”出殡的前一天,亲友前来祭奠送葬,延僧诵经,与众孝子守坐在枢旁,彻夜陪伴,俗谓之“伴宿”,亦称“坐夜”。第二天早晨,孝子用新帚扫去棺上的浮土,倾倒在炕席的下面,谓之“扫财,’;随后在棺角垫一铜币,谓之“掀棺,’;接着行辞灵丰L”,棺枢出堂,孝子手执纸蟠前行,诸晚辈与众亲友随之,披麻戴孝,齐声味哭。出门后将棺枢放在送葬的灵车上,前置丧盆,焚烧纸钱,上砚扣寸孝子将丧盆摔碎。对丧盆有这样的描述:“形如扁击,底正中有一孔,里砖上,砖糊以纸,作书套形,摔时必使粉碎。”出殡摔盆的习俗时至今日依然流行。

丧葬习俗:中国古代的出殡

二、出殡途中

出殡途中,送葬者要拉着灵车的绳子(古人称之为“纬”),使灵车缓缓行进。此俗起于周代,《礼记》中有“助葬必执纬”之语。纬绳的根数和执纬的人数依死者身份而定:天子六纬,执纬者千人;诸侯四纬.执绅者五百人;大夫二纬.执绅者三百人。执纬者还要口唱哀悼死者的挽歌。挽歌相传出现于春秋晚期。据《左传》哀公十一年记载,在齐、吴艾陵之战中,齐国大将公孙夏为鼓舞士气,表誓死一战之决心,“命其徒歌《虞殡)’’。杜预注云:“《虞殡》,送葬歌曲。”后人多从其,认为《虞殡》就是最早的挽歌。可惜这首挽歌的歌词内容已经不得而知。完整保存下来的古代挽歌,以汉乐府中《蓬露歌》和《篙里曲》为最早。据崔豹《古今注》的解释,这两首悼亡之歌出自汉初田横门人。田横为历代忠臣的榜样,为人熟知。其为齐国旧贵族,秦末从兄起兵反秦,重建齐国。楚汉战争中自立为齐王,不久被汉军所破,投奔彭越。刘邦建汉后,因不愿称臣而自杀。田横死后,“门人伤之,为作悲歌。言人命奄忽,如燕上露烯灭也;亦谓人死魂魄归于禽里”。汉武帝时,宫廷乐师李延年为之谱曲,“《蓬露》送王公大人,(蓄里)送士大夫庶人,使挽枢者歌之,亦呼为挽歌”。从此以后,皇帝和贵族官僚出殡多用挽歌。“汉魏故事,大丧(即天子之丧)及大臣之丧,执纬者挽歌。”唐代皇帝和品官出殡,送葬的队伍中还配有专门吟唱挽歌的乐工,谓之“挽郎”,具体人数多寡不等:皇帝二百人,一品至三品三十六人,四品至五品十六人,六品至九品十人。后世悼亡的挽联,可能就是由古代的挽歌演变来的。

古代功臣出殡,还常常使用军队仪仗。汉武帝元狩六年(前117),骡骑将军霍去病莞,朝廷予其丧葬以隆重礼遇,“上悼之,发属国玄甲军陈自长安至茂陵”。送葬的军队身着恺甲,列成军阵,从首都长安一直排到墓地,绵延百余里,威武浩荡。后世功臣丧葬罕用大军,代之以“鼓吹”,类似于现在的军乐队。明人王琦云:“鼓吹,古之军容。汉、唐之世,非功臣之丧不给,给或不当,史必讥之。”鼓吹特赐功臣,一般人是不得使用的。唐宋以后,鼓吹仪仗普及于民间,平常人家出殡亦可击鼓奏乐,此俗至今犹存。

富贵之家出殡,亲友僚属往往沿途设祭,谓之“道祭”,亦称“路祭”。这种习俗唐代已经很流行。唐人封演云:“玄宗朝海内殷赔,送葬者或当街设祭,张施帷幕,有假花假果粉人面兽之属,然大不过方丈,室高不逾数尺,议者犹或非之。丧乱以来,此风大扇,祭盘帐幕高至八九十尺,用床三四百张,雕镌饰画,穷极技巧,懊具牲牢,复居其外。”清代路祭的形式大致是这样的:死者生前的友朋联合集资购t酒食祭品,在灵枢经过的大街上摆筵设席,推举一名声望较高的长者主祭,灵枢一到,众人皆跪伏迎接,主祭者献祭品于拖前,行一跪三叩之礼,宜读祭文。祭毕,孝子哭谢,灵枢继续前行。“富贵之家,路祭有多至数十起者。”

路祭时还常常表演乐舞百戏,让死者在人土之前尽情地享受人家的欢乐。唐大历年间,太原节度使辛景云出殡,诸道节度使派员祭莫,“刻木为尉迟郑公突厥斗将之戏,机关动作不异于生”,设“项羽与汉高祖会鸿门之象,良久乃毕。缭经者皆手攀布幕,收哭观戏,’。精妙绝伦的杂耍使人陶醉,就连重丧在身的孝男孝女们也破涕为笑了。清代京师富家送葬,路祭者“张筵待之,优童歌舞于丧者之侧,跳竿走马,陈百戏于道”,热闹非凡。康熙年间,扬州一带的财主为了显示富有,出殡时“巧制福位、轿马、伞扇、仆御、侍从,形状如真,充径塞路;优JL童子,扮演故事。锦绣如云,辉煌映日”。上述奢华之举,使本应悲哀庄重的送葬场面充满了极不和谐的喜庆气氛,有识之士对这种“尤属悖礼”的闹剧唆之以鼻,耻笑不已。然而,中国自古便有了对生死的另一种理解。“庄子妻死,惠子吊之,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。”因为“杂乎芒荀之间,变而有气,气变而有形,形变而有生,今又变而之死,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。人且僵然寝于巨室.而我嗽曦然随而哭之,自以为不通乎命,故止也。”意为夹杂在恍恍傀愧的境域之中,变化而有了元气,元气变化而有了形体,形体变化而有了生命,如今变化又回到死亡,这就跟春夏秋冬四季运行一样。死去的那个人将安安稳稳地寝卧在天地之间,而我却呜呜地围着她啼哭,自认为这是不能通晓于天命,所以也就停止了哭泣,而箕踞鼓盆而歌。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,红白皆为喜事,生老病死乃自然规律,并不需要那么悲伤。

经过种种仪式,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终于将灵枢运到了墓地。众孝子列位嚎自尽哀,与亲人作最后的告别;助葬者将棺撑和各种随葬品放人墓穴,封闭墓门,起土放坟。至此,出殡仪式告一段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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